| 《地方知識》出版於八○年代，當時空學術分工領域之間的藩籬逐漸泯沒，社會的研究邁向不規則發展，日趨多元化，也使得窮盡社會事物的「普遍性理論」成為不可能。文化人類學知識的建構，在過去免不了是地方風土性的，無法將這種知識所運用的工具和其存在的界域相互離析，亦即無法經由一種抽象符號概念的推演而獲得。但八○年代以來，人類學卻相當容易地與那些現代學說相適應，成了玄思論辯的主要場域。紀爾茲則堅持相對傳統的人類學研究的立場，針對普遍性的主題提出反思。可以說是對傳統人類學嘗試「理解」不同文化社群的「理解」，亦可以被指為一種「詮釋學」的工作。 因此，最直接面臨的問題，便是文類的混淆。在《地方知識》本書中，紀爾茲嘗試質疑「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兩者的區分力量。質疑社會科學所建立來解釋的模式，有著將詮釋單調化的現象；社會科學所彰顯的「科學性」，因此呈現出其侷限。而應該落實到事物的細節處，檢驗這類研究，並且批判其詮釋。這給從事文學研究者最大的啟發在於，文學研究近年來，廣泛地以社會科學理論的理解詮釋文學文本，對於這種詮釋方式的有效性的反省。尤其可以台灣文學研究的狀況為例。因為台灣位處東亞，接受西方現代性的傳播，常常是經由日本而又傳播及中國大陸，或是日本帶往中國大陸而轉進台灣。現代性議題常面臨異文化接受及傳播的變異，考慮東亞現代性時，所援用的理論系統，與其所欲解釋的社會背景脈絡之間，便不可能一體適用；而東亞現代性的發展，更常受異文化接受及傳播的條件影響，而出現另類現代性的發展。 另一方面，則是相關於紀爾茲討論社會科學指出的模式問題。當文學研究者嘗試藉文學文本的材料，對東亞現代性進行反省時，常面臨解釋的實證性及有效性的質疑。紀爾茲提出人文學科的詮釋角度，其實有助於東亞本身複雜性，所可能產興的另類現代性的捕捉，可避免於運用社會科學模式的單一化。理由在於，文學與人類學皆是透過「敘事」的方式對社會現實進行捕捉，透過敘事的方式「詮釋」現象。「敘事」容易夾帶深具地方性差異的觀察，以利於我們解釋地方的差異性；這在一地的文學現象或文學史中可能還不容易看出來──因為是在當地的生成脈絡中獲得解釋──然而一旦是將東亞作為一個較廣的範疇，觀察幾個傳播現代性的文化之間的差異，將很容易看出現代性接受的問題。而將異文化的現代性發展作一個比較，也有助於我們重新評估當地另類現代性的價值。 如紀爾茲對主流社會學科的批判，我們能藉助文學文本，對東亞現代性的發展重新考量；可能得到的結果將不再是社會理論所界定的「什麼是知識」的觀念，而更接近「我們究竟想知道什麼」。紀爾茲也有對於文化領域的反省。他把各種文化解釋家所宣稱，能在自己文化形式的立場上來評判其他的生活方式，稱之為「翻譯」。他以為：「翻譯」不只是簡單地以我們自己陳述事物的方式來轉述其他人陳述事物的方式，而是用我們特異的表意方式來展現他人陳述事物之方式的邏輯。這，即和前面所談到的東亞現代性的傳播與接受息息相關。現代性的概念發源於西方，在引進東亞的脈絡之中，發生過真實的「翻譯」情境。而當現代性的概念轉換為該文化的文字進行再生產活動，都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展現他人的邏輯。而東亞的漢字文化脈絡則讓這個問題又更加複雜。因為在傳統文化的共享範疇中，不同國家之間本存在相近可解釋的共通概念，而這些共通概念又不是全然吻合。當現代性議題進入，便會產生相似而模陵的接受方式。當日本以漢字為現代性的諸種概念命名時，我們不只要考慮那源於西方的理論意義，還要考慮其所選擇用字的文化意義，所借用的漢文化概念；當這些漢字書寫的現代性概念再進入中文環境，這個環境是否又以漢文化的理解，對現代性產生特殊的接受方式。這是我們從事台灣文學研究者，所應審慎考量的。 |
